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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公司人格向股東追索債務實務分析

來源:                             發布日期:2015-12-14 14:09:43    

一、背景

2013至2014年,在“降低創業成本、激發社會投資活力”的政策目標下,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迎來一輪深層改革,原有的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變更為認繳登記制,且注冊資本登記的實質性限制如認繳出資額、出資方式和期限等基本得以取消,僅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傳統上,經登記的實繳注冊資本既是判斷公司信用的初步標尺,也被作為公司清償能力的兜底參考——盡管經常失真。而在資本登記新規的時代,注冊資本的前述功能價值必然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現行法律規范中可資利用的變通救濟途徑——當公司(債務人)清償能力不足或惡化時,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向第三人進行追索——實用價值得以凸顯。

前述追索規則主要源于《公司法》(以下稱“公司法”)和若干司法解釋,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三)》(以下分別稱“公司法司法解釋二、三”)。依據其法理和事實基礎,大致可分為四類:1. 基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認,2. 基于資產信用的催收權、追償權,具體涉及股東瑕疵出資、抽逃出資行為,及公司解散時的股東出資責任加速到期規定等,3. 基于清算義務人或清算組成員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義務,4. 基于中介機構履行義務瑕疵。

以上幾類規則中,法人人格否認在理論和實務領域均備受重視,近年頻繁出現的典型判例更引發持續關注和研討。本文擬結合法人人格否認司法適用的歷史和現實,對應用該規則的條件、方法、效果等進行歸納、綜述,供實踐參考。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理論及法律淵源

公司的法人人格獨立及股東的有限責任,系公司法的基本原則,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現代公司制度發展、定型,隨之而來的商業投資勃興,成為19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制度基礎之一。

但公司人格和有限責任制度自創設之始,即伴隨著公司股東違背誠信的濫用。借該規則掩護侵占或轉移公司財產、逃廢公司債務,以逃避或轉嫁投資風險、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為不一而足。作為對沖的“揭開公司面紗”和“法人人格否認”規則(兩個術語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差異,本文不作討論區分),通過司法實踐先后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確立。

一般認為,法人人格否認理論是“為阻止公司法人人格的濫用和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利益,就具體法律關系中的特定事實,否認公司與其背后的股東各自獨立的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公司的股東對公司債權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負責,以實現公平、正義之要求而設置的一種法律措施”(朱慈蘊,1998)。

1993年公司法頒布施行時并未涉及法人人格否認,但我國法律界對該制度的認知和實踐并未延宕太久。2003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征求意見稿)》(下稱“2003年司法解釋稿”),雖然該文件后來并未生效,但其內容集中反映了司法系統對公司法領域諸多重要問題的探索,其第六部分標題即為“關于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足見當時基于公司債務對股東進行責任追溯的探討以至實踐已為普遍。2005年公司法修訂,首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成文法立法實例,被認為是我國公司法的創舉和該次修法的重要亮點之一。

現行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第三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此即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直接法律淵源。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司法適用

現行公司法規定法人人格否認的條款原文,幾近于抽象的法律原則描述。立法機關曾就此解釋:“這里對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適用條件僅作出兩項原則規定,主要是因為實際中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或者股東權利的情況很多,也很復雜,難以一一列舉,在法律中確定適用的原則,主要是為司法機關提供具體適用法律的依據,具體情況可由司法機關認定和裁判”。這種立法基調決定了該規則在實踐中具有較為廣闊的裁量空間,司法機關的觀點及其演變可能對個案裁判結果產生明顯影響,實務工作者當予了解及追蹤。

(一)原告范圍界定

1. 一般規則

綜合多數理論觀點及司法實踐經驗,法人人格否認條款所稱“債權人”應包括基于各類民事關系(合同、侵權、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形成之債的法律關系相對方,且也應包括勞動關系中的債權人(即勞動者)。

甚至有觀點認為,法人人格否認可適用于某些行政關系形成的債權,例如稅務行政部門在稅收征管中可籍此要求股東承擔繳納稅款的責任(如著名的2009年江都市國稅局征收境外非居民間接轉讓國內企業股權所得稅款案,入庫稅額1. 73億元,即被普遍認為涉及對此原則的借鑒)。

2. 股東間爭議不宜適用法人人格否認

實踐中有公司股東援引法人人格否認規則,主張公司其他(控股)股東按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承擔責任。

但無論考察該條款的文本,或追溯制度目標,均可得出“債權人”不包括公司股東的結論。現行公司法明確規定了較完備的股東退股(主張公司回購股權)、股東代表訴訟、股東直接訴訟等制度。針對控制股東濫用權利,侵害自身利益的情況,其他股東宜援用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二)被告范圍界定

1. 一般規則

訴訟中作為被告的股東,應為公司的控制股東。因僅有足以對公司施加實質影響和控制的股東,方可能濫用公司法人地位損害債權人利益。

就股東類型而言,應將法人股東與自然人股東作同等對待。法人為法律擬制具有獨立人格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只要從該主體的行為和其他案涉事實判斷,可以認定存在法人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的行為,判令其承擔責任并無障礙。

2. 合理擴張

對于股權代持等情形下的實質股東或其他實際控制人,宜考慮通過對條文概念的擴張解釋,納入法條適用范圍,允許債權人對其提起訴訟。當前立法和實踐中,已對諸如股權代持等行為給予較高寬容度,實際控制人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得到較充分的權益保障,其也理當依法、誠信、適當行使股東權利。與其權益所受保護相應,實際控制人如濫用公司法人人格,亦應承擔不利后果。

此外,公司法司法解釋二關于公司清算義務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義務的諸條規定(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均直接將“實際控制人”列明,與“股東”作為并列的責任主體。而且,根據最高法院反復表達的明確觀點,該司法解釋第十八第二款(第二十條第一款與之類同)追究清算義務人連帶責任的理論基礎即為法人人格否認制度。雖然就清算義務人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是否可以法人人格否認為法理基礎仍存爭議,但對于該規則適用中可突破名義股東限制、追及實際控制人,則基本成為理論和實務中的共識。

3. 特殊情形

關于被告范圍問題,另有兩種更特殊的情形,即由債務人追及其關聯公司,和由母公司(債務人)追及其子公司(即法人人格否認的反向適用),下文分別單獨討論。

(三)認定標準

1. 實踐

2003年司法解釋稿第五十一條規定,“因下列情形致使公司與其股東或者該公司與他公司難以區分,控制股東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一)公司的盈利與股東的收益不加區分,致使雙方財務賬目不清的;(二)公司與股東的資金混同,并持續地使用同一賬戶的;(三)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業務持續地混同,具體交易行為、交易方式、交易價格受同一控制股東支配或者操縱的”。

我國法院適用法人人格否認規則,對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的判定,迄今基本沿用前述原則(后續立法和司法解釋,對相關規則付之闕如),而關注的具體事實要點往往包括:股東與公司的財產混淆不分,在未經合法程序、未給付合理對價的條件下任意轉移、交叉登記、轉移占有法人財產;股東與公司的財務、印鑒公文混同,甚至共用財務賬冊和銀行賬戶、代為保管使用公章等;股東與公司人員、機構不分(例如母子公司董事、管理人員、工作人員高度重合,共享內部職能部門)、業務不分(例如共同或相互代為訂立、履行合同);外觀表征混同(例如共用、混用企業名稱/簡稱、商業標識、VI、網站、域名、宣傳品或其他物料等);公司機關(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等)被架空,公司受實際控制人直接操縱。

2. 分析檢討

司法實踐中,對“人格混同”認定的專注,也許反襯出對某些其他重要問題的忽視。

法人人格否認成立,公司股東所承擔法律后果實為侵權責任,實踐中應適用侵權認定的一般規則。考察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與“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并列為股東承責的必要條件。前一項顯然是違法行為要件,而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充其量可作為公司獨立人格喪失的客觀表現,即違法行為要件的具體判定指征之一。公司獨立人格喪失的客觀事實,是否必然表明存在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濫用(尤其在特定案件所涉事實范圍內),其實尚需具體論證。進而,前述“濫用”與“逃避債務”之間,同樣尚存待證的手段與目的關系。

至于“嚴重損害”,更是另一個獨立要件。債權人所受損害是否“嚴重”應以何標準確定(例如,是僅解釋為結果之嚴重,還是同樣考慮手段之惡劣,客觀上應以未受清償額絕對值計,或結合不能受償比例計,或考慮不能受償對債權人經營、存續的影響等因素),以及訟爭案件中債權人所遭受損害與控制股東的違法行為是否具有因果關系,至少都是該規則適用中應予考慮的事項。

但根據對公開判例的分析研究(黃輝,2012),我國法院對前列諸問題,往往直接推定成立,甚至根本不予提及。

如前所述,法人人格否認(揭開公司面紗)規則通過法制先進國家的實踐,積累了較多判例和經驗法則,足資參考,我國法院的研究借鑒確也由來已久。但以前述現象觀之,不得不謂有所偏廢。

在此即以美國的實踐簡略對比。首先可注意到,“揭開公司面紗”規則主要在衡平法體系下產生及發展,考慮到衡平法相對普通法更側重合理救濟實體權利的價值取向,這已喻示了對實質公平、正義的全面衡量和關注。而法院考慮的具體認定標準或因素(綜合施天濤,2006,及鄧峰,2009等)可能包括:公司資本嚴重不足或不當轉移,對公司過度控制,欺詐債權人或公司,不遵守公司形式/程式,不支付股息,除被告外無其他股東參與公司事務/無其他公司官員發揮作用等(另美國公司制度主要為州法轄制,各州間或有所差異)。前述內容,除公司獨立性相關事項外,顯然也涉及對行為違法性和損害后果的實質判斷。雖然這些標準本身仍多有模糊混淆,但在裁判思維上的確更為“衡平”。

綜合前述,目前法人人格否認規則司法適用中諸要件的考量失衡,對案件原告(債權人)而言,是可觀的現實優勢。但在立法有所不足的前提下,為改進司法適當性、維護規則應有功能價值的目標計,我國法院似可考慮借鑒美國等域外司法經驗,遵循侵權行為認定的一般要求,更全面地對各種要素進行衡量和判定。

(四)舉證

1. 原則和實踐

法人人格否認訴訟,一般應由作為原告的債權人負擔舉證責任。該舉證責任本應比較沉重和繁雜,債權人需同時證明“股東實施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行為并構成逃避債務”、“自身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及前述兩種事實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如前所述,按司法實踐現狀,原告實際需要完成的舉證責任可能大為限縮和減輕。

2. 一人公司的特殊規則

根據公司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對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適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責任濫用推定的規則:如果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自身財產,應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此規定存在學理上的爭議,但實務中則有利于原告。對一人公司,債權人可優先選擇援用此特別條款,只需確認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混同之單一事實要件,即可直接向股東追索。與之相比,在法人人格否認的一般規則下,財產混同僅為綜合判定“人格混同”的依據之一,兩者要求相去甚遠。更重要的是,第六十三條規定情形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債權人不負有“財產混同”的證明義務,而由股東就公司財產獨立進行舉證。由于外部人員準確掌握公司財產狀態和管理情況的難度通常較高,這種舉證責任豁免極大減輕了原告的負擔。

當然,如果債權人出于各種原因不欲援用此規定,其仍可根據事實條件,考慮依法人人格否認的一般規定(公司法二十條第三款)主張股東承責。

(五)法律效果

1. 責任性質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一旦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確立,被訴的股東應就公司對債權人的全部債務,與公司連帶承擔清償責任。

法人人格否認的制度目標系針對股東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予以突破有限責任的制裁,使公司法人的債權得以溯及違法股東,即以公司名義所負債務實質上等同于股東債務,故股東的責任范圍及于該項債務全部,這與前文提及的其他類型追索規則中,基于資產信用的催收權、追償權和基于中介機構履行義務瑕疵而產生的對第三人追索權不同(該二者為一定范圍內的補充責任),對債權人顯然更為有利。

2. 相對性

基于債的相對性,法人人格否認即使確立,其效力僅及于特定案件中債權人所主張的法律關系,而不能當然適用于公司、股東與第三人間的其他法律關系,即其效力不具有絕對性和對世性。

同樣,債權人對特定股東的權利主張成立,效力也不能及于同一公司的其他股東。

2003年司法解釋稿對前述原則均有明確表述,該文件第四十八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嚴格遵守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的原則,僅在具體法律關系中存在本規定所列的濫用公司人格的特定事由時,判令控制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直接承擔民事責任”;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具體案件中適用公司人格否認規則的,不得將對公司判決效力擴張適用于未參加訴訟的其他公司或者股東”。這些規則在實踐中一直得到公認和遵循。

(六)規則適用的擴張

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揭開公司面紗)規則適用中,出現過要求子公司承擔其股東(公司)債務,及否認同一控制下的關聯公司獨立人格而將之視為一體的判例,均為該規則原初經典形態的擴張適用。

我國社會經濟環境中,同一股東或一致行動人設立若干公司,一套人馬幾塊牌子騰挪閃轉的現象極為普遍,如果前述擴張具有適當的法理基礎,在我國顯然極具借鑒適用空間。但法人人格否認(揭開公司面紗)在其他國家一直通過判例傳承和發展,法官在個案中易于通過對法理的歸納和推導、演繹,拓展其適用范圍和方式;我國成文法卻已明文規定該規則,反而可能成為擴張適用的掣肘。

不過,觀察實踐情況,我國法官在此問題上顯然發揮了重要的主觀能動性。

1. 反向否認法人人格

反向否認法人人格的一般解釋,是指因股東規避自身義務,濫用所控制公司的法人地位,特別是將自有財產轉移至公司,而致自身清償能力不足,法院通過否認公司獨立性,要求公司以從股東不當取得的財產為限,對股東債務承擔責任。

毫無意外,國內對此問題的探討相當充分,不論學術研究或司法實務,多數觀點對此持肯定態度。反向與正向否認法人人格的法理基礎均是對抗濫用公司獨立性違法行為。反向否認可能涉及對股東債權人和(子)公司債權人保護的衡平問題,但一定程度上可通過限制公司承責范圍(例如前述以公司從股東不當取得的財產為限)來解決,在此不贅言。

應用反向否認法人人格原理的司法裁判實例亦不少見。近年被討論較多的一個案例,是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的(2010)沈民二終字第264號沈陽惠天熱電股份有限公司與沈陽市第二市政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沈陽新東方供熱有限責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上訴案。法院認為,該案所涉合同的訂立、履行及結算,反映不出新東方公司的獨立意思表示,該公司的經營活動處于不正常狀態,其與惠天公司之間出現人員、經營管理、資金方面的混同,法人格已形骸化,實際是惠天公司的另一個自我;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存在股東與公司間人格混同;股東須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自不待言,而公司也須為股東債務承擔責任,應是法人格否認規定的應有之義;結合本案事實,新東方公司應對其股東惠天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典型評論認為,該案中法院通過擴張解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 認定公司須為其股東的債務承擔清償責任,確認了反向否認法人人格的正當性。

但從另一視角,就公司法第二十條的結構而言,其第一款為關于法人人格否認的一般性規定,股東違法行使權利、濫用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情形均涵括在其規制范圍內;而第三款系對該規則之一種經典、常見的具體適用條件的界定,包括反向否認在內的其他表現形式,同樣可依此闡明適用條件和方法,而與第三款并列。故反向否認不是對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的擴張適用,而是在第一款涵攝之下對具體適用條件和方式的解釋細化。

2. 追索關聯公司

作為債務人的公司與并非其股東的其他關聯公司(例如同一實際控制下的兄弟公司)之間,是否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主張該關聯公司對債務承擔責任,亦為實務熱點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8年第10期公布的(2008)民二終字第55號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都辦事處與四川泰來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來房屋開發有限公司、四川泰來娛樂有限責任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存在股權關系交叉、均為同一法人出資設立、由同一自然人擔任各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關聯公司,如果該法定代表人利用其對于上述多個公司的控制權,無視各公司的獨立人格,隨意處置、混淆各個公司的財產及債權債務關系,造成各個公司的人員、財產等無法區分的,該多個公司法人表面上雖然彼此獨立,但實質上構成人格混同;因此損害債權人合法權益的,該多個公司法人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在該案一審判決(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中,法院明顯套用了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表述(例如“濫用控制權”、“公司獨立人格”、“逃避債務”等用語)及法律邏輯,但未直接援引該規定,而以《民法通則》第四條作為裁判的直接依據。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則在說理部分淡化了一審法院關于實際控制人濫用對公司控制權和利用公司獨立人格的認定,僅強調表面上彼此獨立的各(關聯)公司實際構成人格混同,違背法人制度設立宗旨,違反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損害債權人利益,從而最終維持一審判決關于各關聯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的裁判結果。

最高法院2013年1月發布的指導案例15號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生效裁判(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則明確指出:三個關聯公司(均為該案被告)雖在工商登記部門登記為彼此獨立的企業法人,但實際上相互之間界線模糊、人格混同,其中一個公司承擔所有關聯公司的債務卻無力清償,又使其他關聯公司逃避巨額債務,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上述行為違背法人制度設立的宗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其行為本質和危害結果與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相當,故參照該款規定判令關聯公司對債務人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比較以上兩個案例的發布時間和裁判觀點,較新的指導案例15號反映了司法機關認同在此類情形下類推適用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態度。從實踐效果看,該案例基本統一了近年來法院處理同類問題的口徑。

對前述案例的多數評論認為,由于被告的主體身份與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制對象不同,表面看該規定并不具有直接的適用性,法院采用的處理方式實為類推適用,即“法律上缺乏處理系爭案件的適當規范,法院比照與之類似案件應適用的規范加以解決”。

但也有法官將此案型的法律推理思路分解為法人人格的正向否認與反向否認結合適用:第一步為通過正向否認,使責任由公司(債務人)導向股東,此過程中可能需對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股東”進行擴張解釋(擴大到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第二步為反向否認,使責任由該股東導向其他受其控制的公司。據此,同樣認定被告應承擔責任(盛海清,2008;關倩,2015)。該分析思路亦具有相當啟發性及合理性。

四、結語

利用法人人格否認規則突破公司的有限責任,向股東進行債務追索,對公司債權人而言,是公司喪失清償能力時可資謀求的變通救濟方式。

考慮到相關法理的深邃和實踐的繁難,法人人格否認絕非一項內涵平實、外延清晰的法律規則。1926年,美國法官卡多佐在一個案件的法律意見中寫道,關于揭開公司面紗法理的適用“仍被包裹于比喻的迷霧中”。時至今日,這種狀態恐怕仍無根本改變。

然而這樣一項制度,卻早在公司法施行不久即被積極譯介進入國內,并于實務中廣受關注。2003年司法解釋稿即予以專章(6個條目)規定,更不必說2005年公司法修訂又率先以成文法確立其地位。我國法律界對該制度寄予的熱情,無疑暗示著現實中法人人格被濫用的嚴重程度。與立法層面的積極推動相呼應,法院不但在實踐中對該制度的適用規范刪繁就簡,而且通過對法律條文的擴張解釋,進一步為其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合力之下,法人人格否認在我國社會土壤和司法環境中毫無水土不服的跡象,從應有的天生高冷,化為現實的平易近人,應用實例層出不窮,且仍在不斷創新發展。

伴隨公司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公司信用基礎的構建和評價體系已然發生巨變。在此背景下,對于債權人而言,包括法人人格否認在內的各種擴展或補充債務追償手段,現實價值進一步提升。深入研究,未雨綢繆,或許有助于在適當時機祭出此類備用武器,爭取柳暗花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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